第一八三章生死较量（1/2）_乱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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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八三章生死较量（1/2）

“刺马案”最吊诡的，还不是案件本身，而是案件的查办。天籁小『『说.2

凶犯张文祥，就擒之后，由始至终，未曾动刑——这是极其不正常的。

摆到台面上的理由，是此等穷凶极恶之徒，既然敢在光天化日之下，犯此十恶不赦之案，自然是早就抱了必逝世之念，打轻了，毫无用处；打重了，只怕瘐毙狱中——他是第一号的钦命重犯，如是，上高低下，方方面面，可怎么交代的过往？嘿嘿，老兄也是晓得的，不晓得有多少人巴看着封了他的口呢！

主持审判的漕运总督张之万、江宁将军魁玉，都是这样一个主意。

会审的代理藩司孙衣言、营务处总办袁保庆，大不认为然，据理力争：既然“打轻了，毫无用处”，那么，不打，就更加没有用处了！凶犯狡悍，不用大刑，单靠软磨，怎么可能吐一字之实？

咳咳，凶犯愍不畏逝世，就算施以大刑，也未必管用啊……

不然！凶犯抱了必逝世之念是必定的，可是，枭，一眨眼的事情；凌迟虽苦，也不过一会儿的工夫，熬一熬就过往了。大刑不同！重复勘磨，凶犯再怎么狡悍，也不免有崩溃的一天！一副夹棍，三根横木，看似平平无奇，可是，多少好汉好汉，刑场之上，白刃加颈，意气自如，三木之下，却问什么，说什么！

咳咳，还是要郑重行事，熬刑不过，胡乱攀咬，如之奈何？

……

张之万和魁玉，反对动刑，除了担心自己成为马新贻第二之外，较之孙衣言、袁保庆，毕竟“站得高、看得远”——真把幕后主使问了出来，可拿他怎么办啊？真到了那个时候，才叫“如之奈何”呢！

就这样一直扯皮扯到了“中心来人”——刑部尚书郑敦谨，以及最最重要的那一位：回任两江的曾涤生。

另外，不晓得算不算偶合：郑敦谨是湘乡人——不但是湖南人，还是曾国藩的同乡。

“刺马案”一出来，慈禧和恭王，就晓得必须叫曾国藩回任两江了——除了他，谁也摆不平两江目下的局面。

曾国藩的回任两江，是一个明确的信号：朝廷向湘系屈服了。

从此之后，直至清帝逊位，两江再也没有脱离过湘系的掌控。

曾国藩既回任两江，并主持“刺马案”的审理，则凶犯的没有幕后主使，便无悬念了——最后，曾国藩、郑敦谨联名出奏，说什么马新贻严办海盗，张文祥和海盗素有勾连，有激使然，乃行刺马新贻泄愤，云云。

最重要的一句，“实无主使别情。”

张文祥“比照谋反叛逆，凌迟处逝世，并摘心致祭”，算是对马新贻多少有了个交代。

对于这份结案的奏折，孙衣言、袁保庆愤然作色，坚决拒尽署名。

“刺马案”的另一位主审人郑敦谨，则做了件有清两百年来他这个级别的官员从未有人做过的事情：结案的奏折一经拜，立即告病挂冠，且既不等朝廷允准，也不回京复命，直接就从江宁回了湖南湘乡老家。

可以想见，郑敦谨固然是湖南人，但被迫做违心之语，内疚神明，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程度。

刺马一案，上高低下，曲意弥缝，证实了一件事情：凶犯的背后主使，必定是朝廷不能、不敢加以重罪的人物——除了其人本身不能进以重罪之外，他所代表的权势，更是朝廷不能、不敢与之翻脸的。

如此一来，谁是这个幕后主使，便呼之欲出了。

关卓凡认为，嫌疑最大的，有两个，一个是曾国荃，一个是黄翼升。

湘系中，曾国荃的地位，自然高于黄翼升，不过，曾老九多少还是有必定的“政治觉悟”的，他若真要做这样的事情，不会不和他老哥商量，而他老哥必定不会批准，如此一来，所谋就多半不能成事。

所以，扒拉来，扒拉往，黄翼升的嫌疑最大。

假如赵景贤赴江宁本任之后，对湘军的散兵游勇，如马新贻之“捉住了，该枷的枷，该杖的杖，该明正典刑的，明正范例”，那么，就无法排除蹈马新贻的覆辙的可能性，而且，这个可能性，还是很大的。

前头已经说了，江宁的情况，本时空的洪绪元年，较之原时空的同治八年，并无本质性的不同。

不同的是双方控制的武力的对照。

湘军屡加裁撤，台面上的武力，较之轩军，已是可以疏忽不计的了。

但是，尽对的武力不代表尽对的安全。

马新贻是怎么逝世的？他在江宁练了几营新兵，那一天，例行校阅之后，步行回署——校场就是署西的箭道，同总督署几乎就是一门之隔。就在马新贻即将进进署西门之时，张文祥忽然闪出，一刀刺进了马的胸膛。

一边是校场，一边是总督署，身旁还有督标中军副将、传令官、戈什哈等一众武装随从，关防还能再周密些吗？兀自挡不住有心人的博浪一击！

张文祥其人，仔细想一想，真正是个叫人毛骨悚然的人物。

身手的迅捷凌厉，尚在其次，要害是这份视逝世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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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八三章 生死较量（1/2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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